聚焦群众关切　探索善治路径 ——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助力乡村振兴本固枝荣

　　图为贺兰县稻渔空间生态休闲观光园一隅。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记者　钟欣　摄

　　“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走进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常信乡四十里店村，目睹稻渔空间生态休闲观光园的田园胜景，会对这句唐诗更有直观感悟。然而，贺兰沃野令人思及江南的地方不止于此。

　　发端于江南越地——浙江诸暨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枫桥经验”，如今在贺兰山下同样得以传承和发扬。通过构建多元调处机制，贺兰县全力打造“塞上枫桥”调解品牌，作为持续深入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的路径选择。

　　8月24日，参加第四期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专题交流活动的各地代表，走进贺兰县常信乡四十里店村和洪广镇欣荣村，现场探访当地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的经验与做法。

　　把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与健全公共法律服务体系结合起来，是贺兰县致力乡村善治的亮点之一。在“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全覆盖基础上，贺兰县实现驻村（居）法律顾问全部律师化，注重从有形覆盖向有效覆盖迈进。

　　在四十里店村，贺兰县司法局工作人员丁海燕告诉记者，2022年该县组建起82人的律师服务团队担任全县村（居）法律顾问律师，明确每月19日至21日作为固定服务日期，还牵头建立村级公共法律服务微信群90个，保障村（居）律师能够及时为群众普法并提供法律咨询、帮助疏导情绪、指导依法维权等。

　　据丁海燕介绍，贺兰县村（居）法律顾问已累计开展法律专题讲座512场次，值班379次，服务群众逾1.55万人次，为村（居）审核修改合同17份，参与矛盾纠纷调解41场次，通过微信服务群、电话等平台开展法律咨询385人次。

　　宁夏回族自治区吴忠市利通区郭家桥乡涝河桥村，在党建引领乡村治理工作中同样看重法治的力量，用法治守护乡村和谐。在涝河桥村，既有空间上的公共法律服务室，也有时间上的“三官一律”接待日，每月至少一次为群众普及法律知识、提供法律咨询等服务，面对面帮助群众解决问题。“三官一律”指的是负责对接联系村（居）的法官、检察官、警官、律师，在吴忠市利通区，做实“三官一律”进农村、进社区、进网格，意味着工作重心从打击防范向服务基层转移，精准对接村（居），依托村（居）网格，围绕矛盾纠纷化解、法律咨询服务、网格员业务指导、普法宣传活动等开展工作，帮助把矛盾化解在源头、解决在基层，共同破解基层治理难题。

　　结合乡村治理实践，吴忠市利通区近年不仅健全三级调解网络，落实“三官一律”制度，实现村（居）法律顾问全覆盖，在12个乡镇打造一站式矛盾纠纷多元调解中心，建成智慧社区综合服务管理信息系统，而且深化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创建，培养“法律明白人”骨干1376名，并为134个村（社区）配置法律服务智能终端机和视频可视电话，将老弱病残妇幼军等全部纳入法律援助范围，夯实乡村善治的法治基础。

　　当前农业农村改革不断深化，农村利益格局持续调整，农村社会矛盾纠纷多发，纠纷主体日益多元，利益诉求越发复杂，纠纷类型更加多样。完善基层治理方式必然要求健全矛盾纠纷多元化解机制。

　　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开展以来，115个县（市、区）试点单位因地制宜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探索丰富矛盾纠纷化解方式，确保事有人管、责有人负；想方设法把矛盾纠纷化解在最基础、最细微的单元；运用法治思维方式，依靠专业力量定分止争；畅通多元化解机制，构建从矛盾调解、仲裁到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的制度体系。

　　8月25日，在第四期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专题交流活动现场，农业农村部总畜牧师、农村合作经济指导司司长张天佐指出，化解农村矛盾纠纷，关键是要健全工作机制，推进关口前移，坚持综合施策，畅通调解、仲裁、复议、诉讼等多元化解决机制。

　　说事评理议事普法中心，是北京市平谷区为村（居）群众搭建的一站式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在这里，“有事能说、有苦能诉、有理能评、有法能讲”。针对农村解决纠纷力量资源分散问题，一站式整合村党组织书记和村“两委”干部、区下沉干部、镇包村干部、村内各类辅助人员，以及村镇两级“法律明白人”和派出所、司法所、人民法庭、区镇部门工作人员与村（居）法律顾问、诉求双方信任的“关系人”、调解专家等资源。

　　异曲同工。辽宁省沈阳市沈北新区构建一张党群网，践行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两邻”理念，健全三级评理说事体系，筑牢人民调解第一道防线。落实“一村（居）一法律顾问”制度，设立公共法律服务室，细化法治乡村建设；推行“一村一辅警”制度，健全信息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做实平安乡村建设；建立非诉讼调解中心，成立妇女婚姻家庭纠纷等人民调解组织，推进和谐乡村建设。

　　陕西省凤县率先成立陕西省首家县级矛盾纠纷化解中心，并成立9个镇级矛盾纠纷化解分中心，坚持人民调解优先，注重行政调解推动，强化司法调解保障。尤足称道的是，凤县先后建立交通事故、劳动保障、妇女儿童维权、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等5个专业性调解委员会，发展特邀调解组织19家、特邀调解员178名，还从退休的法官、警官等人员中选聘专职人民调解员11名，专门调处复杂疑难、重大突发矛盾纠纷。

　　把基层矛盾纠纷细分为4个层级，限定7个工作日逐级限时调解，则是甘肃省高台县筑牢乡村善治根基的尝试。第一级由人民调解员调解，限时1日；第二级由村调解委员会调解，限时2日；第三级由镇司法所调解，限时2日；第四级由镇综治中心调解，在2日内集中化解。

　　内蒙古自治区东乌珠穆沁旗地处锡林郭勒大草原核心区，牧区点多、面广、线长，乡村治理力量薄弱，东乌珠穆沁旗以每个党员中心户辐射半径15公里左右为服务区域，在每个嘎查设置4至5个综治“乌日特”（驿站），延伸服务触角，从源头治理上求突破。全旗共设立219个综治“乌日特”，每个综治“乌日特”平均每年协助调解矛盾纠纷110余件，开展代办证照、政策咨询等服务280余件次。

　　河北省邢台市任泽区是“中国和合文化之乡”，任泽区将人民调解与“和合文化”精髓有机融合，倡导家事纠纷“孝为先”、民事纠纷“和为贵”、商事纠纷“信为本”，并选拔公道正派的老党员、老干部、老教师、老知识分子、老政法干警等“五老”加入调解队伍，通过法律、政策等培训，打造和合说事工作室。目前全区共选聘“五老人员”786人，和合说事工作室实现195个行政村全覆盖。

　　近年，围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与时俱进、创新发展，不断寻求最大公约数，致力画出最大同心圆，成为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链条之一，成为解析“中国之治”离不开的时代密码。

　　尤其是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开展以来，各试点单位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的思路越来越清晰，方法针对性越来越强。结合农村实际，因应相关问题，已探索出一套真管用、可操作、能推广的具体办法。诚如张天佐一语中的：创新村民议事协商形式，关键是要创新村民议事协商的渠道、方式、载体，拓展议事协商的范围，真正实现民事民议、民事民管。

　　以吴忠市利通区为例，建立健全村级自治组织体系，目前已设立各类村民自治组织106个，培育基层社会组织146个，推广运用“五议三透明一测评一审核一追责”等村级事务管理模式，推行“笑脸积分制”，把积分超市、村规民约“积分银行”、道德红黄蓝榜“评先曝丑”等乡村治理措施相结合，激发更多村民参与治理的热情。

　　天津市北辰区的探索，对大都市近郊乡村治理体系建设颇具启发意义。依托天津市村务公开平台，借助微信渠道，全区9个镇实现村级党务、政务、财务、事务信息公开。北辰区坚持为镇村赋权减负，梳理明确镇级职责事项124项；赋予街镇“吹哨”调度权，梳理编制35项“吹哨调度事项清单”。作为天津市第一批次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试点村，该区双街镇双街村堪称北辰区探索的代表。在双街村，无论大事小情，均依“四议两公开”程序决策实施，基层民主深入人心，村民权益有效保障。

　　“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已在全国推行多年，成为乡村治理中耳熟能详、行之有效的决策程序。在山西省阳泉市郊区，因地制宜创新创造，选择的民事民议路径则为“三关六议两公开”。“三关”即严把法律关、政策关、民意关，“六议”即动议、提议、商议、审议、民议、决议，“两公开”即决议公开和实施结果公开。

　　原来，阳泉市郊区在推行协商议事工作中，发现一些村干部办事提议随心所欲，部分村民代表未能代表民意。正视这一治理堵点、难点，阳泉市郊区实事求是，在“提议”环节前增加“动议”，在“决议”环节前增加“民议”，将“四议”拓展为“六议”。并且，“动议”环节确立“三议”“三不议”原则；“民议”环节规定村民代表必须入户征求每位村民意见。

　　激发村民自治活力，上海市崇明区瞄准分层分类精准协商。根据待商议事项涉及范围、紧急程度和化解问题的难易程度等，创新小事简商、急事快商、难事共商3种形式。小事简商，针对涉及人数相对较少、通过简单沟通就能解决的小事；急事快商，针对涉及水、电、气等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的亟待解决的问题；难事共商，针对涉及人数相对较多、工作开展难度大、需多方协商解决的难事。

　　瞄准村级民主议事不规范等问题，山东省平原县探索民事民提、民事民议、民事民管、民事民办的“四民”模式，力促共治、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村民参与乡村治理，切入点必是村集体“三务三资”，平原县推行“三务三资”阳光报告会制度，将党务、财务、事务和资金、资产、资源等36项村级管理事项，全部向群众公开。

　　地处秦巴腹地的陕西省汉阴县，则针对群众公共法律服务需求日益增长和参与乡村治理热情不高等难题，探索建立干部说法说政策、群众说事说心声、大事要事民主协商的“两说一商”工作机制，拓宽干群交流渠道，构建民事民议、民事民办、民事民管的协商格局。

　　移风易俗是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8月24日，在吴忠市利通区上桥镇牛家坊村，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单位率先开展农村移风易俗重点领域突出问题专项治理启动仪式如期举行。

　　张天佐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要求专项治理突出重点、把握务实管用方法、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他强调，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关键是要坚持党委政府主导、自治组织主推，营造整治氛围，形成高压态势，一鼓作气、务求实效，并坚持不懈、久久为功，实现以新风易旧俗。

　　选择吴忠市利通区启动此次专项治理行动，并非偶然。早在2020年，吴忠市利通区就出台移风易俗“利八条”，为移风易俗划重点：“倡导婚事新办不铺张，倡导仪式从简不张扬，倡导礼金适量不攀比，倡导薄养厚葬不允许，倡导家庭和睦要维护，倡导庭院整洁要经常，倡导出门遛狗要牵绳，倡导公筷公勺要备上。”

　　春风化雨，成风化人。如今在吴忠市利通区，培育文明乡风、良好家风、淳朴民风，已经蔚成风气。走进利通区马莲渠乡柴桥村，举目可见移风易俗标语和公益宣传彩绘。今年以来，柴桥村聚焦天价彩礼、薄养厚葬、攀比浪费等歪风陋习，突出“减少人情债，留住人情味”理念，积极引导群众除陋习、树新风，“轻装上阵”投入乡村振兴行动。

　　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原州区2020年告别贫困，在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过程中，高额彩礼、大操大办等陈规陋习逐渐成为脱贫群众致富路上的“绊脚石”。为此，原州区深度融合移风易俗宣传与志愿服务活动，组织1065支志愿服务队、5.58万名志愿者，创新开展“扶智扶志促脱贫·文明乡风助振兴”“送戏下乡”等五大志愿活动逾2万场次，在寓教于乐中播撒移风易俗的种子。

　　贺兰县洪广镇欣荣村是一个移民村，因从固原市西吉县和原州区15个乡镇51个行政村陆续搬迁安置移民应运而生。欣荣村把乡村善治作为“搬得出、稳得住、逐步能致富”的固本之策，创新文明实践“积分制”激励机制，建立积分超市联盟，引导群众以行动换积分，以积分转习惯，以习惯化新风，每月兑换积分逾万元。

　　河北省河间市是民政部确定的全国婚俗改革实验区，其婚俗改革入选“中国改革2021年度地方全面深化改革典型案例”并在全国推广。河间市建立健全红白理事会、村民议事会、道德评议会等村民自治组织，引导村民在婚丧嫁娶活动中移风易俗。强化分层设计，在乡镇层面统一降低婚丧嫁娶消费标准，消减区域婚丧嫁娶习俗差异；在村（社区）层面结合实际依法依规修订完善村规民约、居规民约，明确婚丧事宜操办流程、指导标准和罚则情形。

　　山西省灵丘县则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开展喜闻乐见的文明实践活动，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弘扬社会主义文明新风。打造《平型关记忆》《山水北泉》《龙渠沟的老百姓》等乡村文化实景剧，探路乡村振兴，丰富旅游资源，演绎乡风乡俗；举办农民运动会引领群众在体育活动中增强体质、提升幸福指数。

　　内蒙古自治区阿拉善左旗另辟蹊径，坚持以法治社会建设推进移风易俗工作。每年清明等传统节日前夕，组织普法志愿者宣讲消防法、森林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等法律法规，倡导文明祭祀。推行“1＋4”（农牧＋水政＋林草＋国土＋民政）大农牧综合行政执法模式，下沉基层，确保偷牧超牧、偷挖盗采、乱埋乱葬、抓蝎子搂发菜等问题“有人抓、有人管、管到底、管到位”，有效遏制涉嫌违法违规的陈规陋习。

　　青海省贵南县是以藏族为主体的少数民族县。贵南县修订完善和健全运行“三约三制度一档一平台”，即村规民约、居民公约、寺规僧约、清真寺管理制度、积分制、清单制、村民基础信息档案、乡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把移风易俗等内容纳入村规，把村民承诺、规范村民言行纳入民约，通过签订责任书、村民承诺践诺，实现从单维度移风易俗到全方位村民自治的转变，并因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荣获青海省第二届改革创新奖先进集体称号。

　　黑龙江省兰西县系典型农业县，2019年告别贫困。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工作中，兰西县以德治为基，以文明为魂，推动移风易俗，组织开展“立家规、守家道、行家教、正家风、兴家业”的“五家”创建活动，一大批尊老爱幼型、勤劳致富型、科技兴家型、环境整治型、邻里互助型、文化学习型、遵纪守法型家庭竞相涌现，全县农村犯罪率已由2019年的万分之二点二降至如今的万分之零点六二。

　　播种有时，收获有时。如今，全国乡村治理体系建设试点示范工作业已进入冲刺阶段，无论是丰富村民议事协商形式，还是完善矛盾纠纷化解机制，抑或是推进农村移风易俗工作，各试点单位因地制宜赋权赋能，创新创造相辅相成，敦风化俗新民新风，均有硕果盈枝。如何慎终如始加强领导，如何精心做好提炼总结，如何部署成果推广运用，将是未来工作焦点。